“不确定性”一词，是近几年经济形势分析中常用的一次，也是经济学如果作为选择科学在其分析过程中必然用到的一个词。
2020年，面临人类从未遇到的新冠疫情重大不确性和特朗普政府不断反复的无赖行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得很不容易。但是，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现在开始的2021年中国经济会怎么样？会面临哪些新的不确定性？尽管海内外多数机构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达8%左右，但这是基于新冠疫苗大量运用，预料全球经济会复工复产，以及在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4%，中国经济仅增长约2%超低之上的反弹而做的预测。如果连续计算2020年和2021年两年的年平均增长，2021年中国增长也就是5%左右。那么2021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在5%的增长水平？这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如何看，如何应对。为什么？因为多数机构对2021年的预测，基本是基于目前经济变量数据、系数的外推，是简略或者忽视了尚未发生的、或者意料不到的新问题，是简略或忽略了尚未预料而有可能发生的新环境中各国政府政策博弈的多种可能性。
那么，什么是可能影响、冲击2021年或者更长时期中国增长的更大的外部不确定？其代表性事件是什么？
一是新冠疫情进一步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新冠疫苗注射和新冠病毒变异速度之间的赛跑谁能赢，现在说不清。总体说全球防疫形势并不容乐观，仍不能放松警惕，还不清楚会有什么新情况出现。这自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是捉摸不定的。
二是中美关系。这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最大关系。对华公开遏制，特朗普政府只是开了一个头。但美国两党高度一致的对华态度还会继续下去，恐怕将继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针对去年一年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政策及不断“退群”政策的失败，即使假设在拜登执政期间会得到修补，但是总体上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已表现出的焦虑、急躁、烦恼以及对华的打压不会停止。因为这不是仅仅源于两国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根源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崛起和美国社会的撕裂，其撕裂的基础是美国自身内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根源于全球增长中美国潜在增长率长期低于中国潜在增长率。这一根本性的经济基础问题，难道会随拜登一时外交政策的调整而改变？绝不会的。如果改变不了，那么2021年年初稍有修补的政策到2021年年底乃至2022年会不会变？又会怎么变？会不会表现为更加焦虑、更加急躁与烦恼？从而出现政策反复，或会进一步铤而走险？这是现在看不清楚的。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堰塞湖”。2008年美国的危机，各国央行大放水政策之后，迄今已十年之多，世界经济并没有得到彻底的修复。新冠疫情后，各国央行又进一步大放水。2020年美国在不到十天内的股市4次熔断，主要发达国家和欧元区已实行负利率及接近负利率，全球金融杠杆率攀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如惊弓之鸟，感兴趣的已不是从理论上去讨论新一轮危机会不会发生，而是时时都在担心，不知道哪只蝴蝶在什么时候会煽动起翅膀，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崩盘，会在什么地方爆发金融危机。
以上三件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事件中哪一件事发生，肯定都会冲击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面对这三件外部事件，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宏观政策及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并指出了八项重点任务。但是，重点任务不是全部的工作任务。在要求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提出了既要精准实施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在此，想就什么叫“不急转弯”，什么又叫“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如何理解和落实这两句话？谈一些想法。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遇到大量的是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在基层操作层面的具体实施中，往往是稍有不慎，就会出现40年以来经济运行中最为集中表现的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难以协调的现象，出现达不到我们政策要求的“既要……又要”的尴尬局面。
譬如，要处理大量P2P、网络贷、大资管业务等过去几年积累的金融乱象时，有些资产就必然收不回来了，表现为资产损失，产生了金融风险；有些已贷出的贷款，未到期若要强行收回，就会中断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的稳定运行，那么在处理风险时，怎么落实“六保”中的“保企业主体”？
譬如，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就会限制其进一步违规滚动发债，原有的地方债务窟窿就要暴露，造成的后果，或者是影响基层财政的正常运转，或者是地方建设项目中途下马，那么怎么又防止 “不急转弯”?
又譬如，双循环要求要进一步扩大消费，就要加快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产品的制度改革。要改革，不同程度上会扩大地方财政的支出，但在目前多地地方财政已入不敷支，在靠转移支付的压力下，又要扩大支出，另外还要化解已有的地方债务风险，怎么办？
同样，必须加快土地制度改革，那么，集体土地卖地收入要多向农村、农业和农民倾斜，加上“住房不炒”长效机制在全国逐步推行，三四线城市的卖地收入会缩减，土地财政收入会减少，这进而进一步扩大地方债务的风险，或拖延地方建设项目的进程，那么在此方面，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把握？等等。
综上所述，所以在当前国民经济的具体运行中，要做到“不急转弯”，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一是需要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问题要有全面、充分的的认识，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二是在具体处置风险进度的把握上，要坚持系统的、统筹的观点，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在此，就恢复经济中的风险防范问题谈五点认识。
对金融风险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常说金融风险、风险隐患一词，往往是指未暴露的风险，未暴露的损失。但是，当借钱人到期不还，风险就暴露了，就造成了现实的损失，那就不是隐患了。当风险暴露时，剩下的问题是要么债权人输钱，要么债务人输钱的选择问题了。
风险暴露或者说要处置风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要输钱、买单，意味着某一个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在我国当前处理各类风险中，特别要关注和准备输谁的钱？谁买单？宏观决策部门在研究，汇总不同类型风险处置时要有个大致的判断，处理某类风险，哪个经济主体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会缩水？会对冲与冲击某方面的信贷政策？对经济运行与改革又会有什么影响？譬如，在处理各类风险过程中，要坚持打破刚兑原则，该让居民投资者买单的就让居民买单，但是从社会稳定出发，什么样的风险必须让居民自担，居民能容忍买单的幅度有多大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该让企业买单的就让企业买单，但是大批中小微企业正处于融资难的窘况，让他们买单与设法“保企业主体”的方针如何兼顾？保哪些企业主体？如果该让地方财政买单的就让地方财政买单，那么有些地方政府已经主要靠转移支付在维持运行，怎么买单？钱从哪里来？是卖政府办公楼还是其它什么办法？如果以上有些风险缺口实在解决不了，由中央财政兜底，那么全国人大能容忍赤字率提高多少？如果在提高赤字率途径上走不通，靠发债解决，总共有多少风险需发债解决？政府债务率会提高多少？从国家经济安全出发，在一定时期内政府债务率又能接受提高多少？如果是涉及商业银行资产风险由商业银行买单，那么银行资产质量就会下降，会多大程度上影响股市？最后，如果剩下的风险其它方面都解决不了，都由中央银行买单，则只能靠央行发货币解决，其后果又是什么，可想而知。反正处置风险是承认输钱，是缩减社会资金的一定存量，增加经济下行的压力。然而，不打破刚兑，市场法制和市场经济始终难以确立，市场有效配置功能难以发挥。若彻底打破刚兑，那么必须对哪些经济主体需承担负担，哪些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会缩小，宏观决策部门要有心理准备，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
对风险总量要有大概的估算。前几年“三期叠加”中有句话，叫“前期政策消化期”。目前的金融风险隐患大多是多年来发展方式扭曲、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和多年的金融乱象导致的。5000多家P2P公司关闭清零后约数万亿资产风险问题在逐步解决，银行百万亿级的表外影子资产进表内；信托整顿中大量问题资产和各类金融控股公司的问题资产的处理迫在眉睫；商业银行2017年-2019年已经处理了不良贷款5.7万亿，加上债持股，已合计处理问题资产7.1万亿元。在以上已显露、已处理的各类风险之后，迄今全国目前还有多少未暴露的问题资产？这些资产在哪类金融机构帐上趴着？表现为哪类经济主体到期还不了的债务？如果宏观决策部门对这一风险总量不能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光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各监管部门只管本部门职责，与货币决策部门信息不充分沟通，那么货币决策不可能在总量与结构政策上及时配合风险处置的进程，作出合理的或宽松或收紧的政策安排，从宏观面看，就很难真正做到“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风险处理进度要与改革、发展统筹考虑。世上对金融风险的处理基本有二类，一是市场法制强制型。即依据法律，借钱到期还不了，债务人该破产则破产，债权人该减记资产就减记资产，这样，风险自然得以释放。二是在刚兑未彻底打破下的政府主导型。我国目前基本属此类。有的债款到期不还者，也不破产，债权债务被迫延期或再延期，表现为僵尸企业。
风险处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风险释放，相关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缩水，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就相应减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从长期看，市场得到了出清，高质量增长的后劲会更大。如果风险不释放，僵尸企业一片，货币周转速度放慢，此时若货币量为一定，易可能出现经济的滞涨。风险处置与改革的关系是，风险释放，市场得到出清，理顺市场运行机制，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市场得不到出清，市场化改革浮于表面，市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我们正在推进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内生要求市场得到出清。即使在政府主导型风险处置模式下，当涉及社会保障和民生的各项制度改革时，风险处理速度越快，短期内，国家财力会吃紧，会减弱推进各项制度改革的可调度能力。然而从中长期看，改革深化和风险处理速度越加快，经济增长越有效、可持续，国家财力增长也快，越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各项民生福利制度的改革。由此看，这中间遇到的困难是，如何平衡长期与短期之间政策的衔接，处理好“稳中求进”的关系。总之，这对宏观决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在对风险总量有个大致判断的基础上，统筹把握好风险处理的进度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转轨经济确保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致命问题，也是极其重要的经验之一。
关注监管滞后问题，是思考防范我国金融风险的又一重要维度。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守门神”。但是，金融监管政策措施出台时机的拿捏是否适合，同样对防范金融风险是至关重要的。六七年前以来，几千个P2P公司的涌现、各类金融机构在大资管领域的混战、金融控股公司长期无人监管，地方隐性债务问题一度视而不见，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曾放任不管等等，金融乱象不断累积，直到最后，迫不得已，由中央发出要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底线的严格要求，说明了什么？说明在金融监督上，是有教训可汲取。这种无奈特别表现在大资管监管上，因为风险涉及面太广，金额巨大，以至于“大资管新规”的执行时间，一次又一次被延期执行。这和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最初阶段，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等一系列名为金融创新的活动与严格金融监管关系上的犹豫、彷徨、甚至对金融本质认识的欠缺有直接关系，和短期内的放松监管有关系。今天的金融严监管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代价已经是巨大的。所以在当前，要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我们在讲不急转弯时，眼睛不能紧紧围绕盯着资金的多与少问题，忘了防风险一头。在讲防风险时，又不能不顾三七二十一，不考虑经济下行压力和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不考虑当前解决构建双循环下新发展格局中“卡脖子”的迫切问题。我们应该在总结好金融监管滞后的深刻教训，修补相关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在保障国民经济基本稳定运行、深化改革措施逐步落实的同时，一边坚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边坚定不移地精准、逐类释放风险，回归实施金融严格监管的各项政策。
（在2021年1月9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