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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王一鸣

日期:2021-02-18 13:20:03   阅读:
 

2021年经济持续复苏的挑战

2020年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评价。

我对2020年的概括是,一个好于预期,二个标志性事件。

“一个好于预期”,主要经济指标、就业、通胀率、国际收支都好于预期。

“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大台阶。这对中国经济是标志性事件。按年均汇率计算,2020年达到了14.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会达到17%左右,这是很大的台阶。我们迈过这个台阶,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为“十四五”开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二是基本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展望2021年,我认为,内外环境将继续深刻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仍面临诸多变数,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显现,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所以,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复苏仍面临挑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严峻,中国也出现多点散发病例和多地局部聚集性疫情。所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在。这对经济会产生新的影响。比如2020年12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总额)同比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我觉得和防控疫情是有直接关联性的。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发达经济体2020年三季度强劲回升,但四季度重新陷入收缩。全球产出缺口短期内难以填补,经济复苏可能更加漫长曲折。如果疫苗不能有效覆盖,202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将笼罩在疫情之下。多国疫情防控隔离措施收紧,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仍将增加。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出空前规模的财务政策和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债务水平)是全球GDP的370%,这也为后期的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第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最突出的是消费恢复仍然滞后。2020年社零总额同比下降3.9%;消费比投资增速低了6.8个百分点。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这也导致最终消费下拉经济增长,全年要下拉0.5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制造业投资比2020年下降2.2%。民间投资转正了,但仍然低于预期。制造业投资市场70%以上是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低迷也反映了民间投资规模还没有完全恢复。

第四,就业与企业仍面临较多困难。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行业仍没有完全恢复。而这些行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所以,就业压力依然比较大。特别是2021年就业大学生再创新高,预计达到909万人。而世界上超过900万人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瑞典(总人口)900万,挪威600万,丹麦600万,芬兰600万,也就是我们一年毕业生超过一个芬兰总人口。再加上海外留学生回流数量增加,所以2021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将明显增大。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的压力也在增大,产成品库存在增长,应收账款也已经连续几个月增长。小微企业亏损面还比较高,主要也是市场需求不足,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用工成本上升这几个因素带来的。

第五,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地方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明显增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还是在不断出现。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贷款延长到2021年3月底还本付息,信贷违约风险也是存在的,现在银行都在增加拨备,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会反弹。

第六,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持续,并继续与中国保持比较大的利差水平,这导致短期的资本流入压力明显增大,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还存在。如果这种资本流入压力继续,汇率上升的压力依然存在,也会增大中国资产泡沫化的风险。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2021年将要面临的挑战。从总量上看,由于2020年的基数比较低,2021年经济增速会有个强劲的上升,特别是一季度。其他宏观数字可能也会非常好看,但微观主体困难局面可能并不像宏观数据那样上扬和明显改观。所以,宏观和微观的背离现象在2021年会更趋突出。

应对挑战的政策建议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又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之年,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和健康就尤为重要。考虑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存在结构性差异。随着政策正常化,宏观政策边际收紧,风险会加大,因此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尤为重要。政策操作上要“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是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但做起来真的需要精细化,要把握好每个时段,这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强调要提质增效和增强可持续性;同时,又要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从这个基调来看,政策会有所调整,但这种调整具有渐进性。我个人理解,制度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应对疫情的阶段性税费“减免缓”要针对行业差异进行分类调整。

2021年的赤字率可能要下调。“十四五”开局之年,建设项目需求比较大,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资金支撑。前些年的专项债也会陆续到期,再加上特别国债2021年肯定不会再发,专项债还是要保持适度规模。

货币政策上央行也明确了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如何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在促进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之间要做好跨周期的平衡。比如,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可否适度继续,需要相应研究,延期还本付息这些纾困政策,要不要有个过渡性的安排也需要研究。

普惠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可以适当延长,而且可以逐步地利用这个工具适当提高信用贷款的比重。当然,对银行面临的风险压力可以通过多种融资工具,多种渠道增加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本金,妥善地予以缓解这种风险压力。

因为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压力仍然存在,因此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大体稳定,也是货币政策需要把握的一个内容。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更大力度地采取积极的措施。

短期来看:

(1)要稳定大宗消费。汽车消费已经开始出现反弹,要顺应这个趋势,考虑如何推进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2)要顺应90后、00后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军的趋势,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业态,促进新型消费和扩容提质;也要控制好居民部门的高杠杆和高房价,避免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90后是消费主力军,但他们也是购房的主力军,每月的按揭对消费是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的。

当然,短期的刺激政策随着回归常态化会带来后期的补偿。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侧管理,我认为,应更多侧重于制度性安全。要促进消费稳定的内生增长机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内生增长机制,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供给端方面,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供应链断链风险依然存在,供应链调整趋势会进一步强化。所以,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可控性,也是2021年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事项。针对一些“卡脖子”的环节,要下决心推进技术攻关,解决国产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的本土化。

要利用中国的产业优势和配套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的建设。 “十三五”是消费互联网的一次浪潮,我们形成了若干全球市值可以排前二十的企业,但最近这种优势在相对弱化。“十四五”可能是工业互联网的一次浪潮,要利用工业互联网来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来根本性地提高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宏观政策、需求、供给,要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还得靠改革,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越是面对挑战、风险,越要深化改革开放。我记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有个年度评价,在评价中国过去一年的表现时指出,“疫情期间,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停下脚步,这对改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贡献会逐步显现出来。”

2021年,随着经济的恢复,更要推进改革开放,包括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制度。在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热情方面,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还可以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措施来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本文系作者1月19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