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逐步走出疫情阴影，但世界却不尽然。当前，我国应如何看待新冠病毒溯源和疫情扩散追责问题？特朗普政府暗示的所谓“索赔论”，是否会影响中国在美资产安全？疫情是否会导致中国被挤出世界产业链？世界格局又会否因疫情而发生巨大改变？
姚洋指出，“索赔论”说法几乎可以被忽略，原因在于“我国在美资产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持有的资产”。据姚洋解释，美国冻结或封锁主权国家资产必须以战争时期和敌对国家作为前提。针对非战时情况，美国法律已于1976年明确禁止美国个人或政府起诉其他主权国家。
在姚洋看来，尽管特朗普政府可能“没有底线”，但美国司法系统具有独立性，不可能罔顾本国法律，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的支配。
此外，针对部分国家，特别是非洲一些国家提出的债务减免，姚洋认为，中国不能完全忽视这部分诉求。按照历史经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援助，最终难以避免“以某种形式被减免”的结局。为此，中国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逐渐将外援形式从“债务”过渡到“拨款”，即向某国提供一笔钱，不要求偿还，但对对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其次，针对疫情追责和溯源的说法，姚洋的看法是：追责毫无道理，溯源需高度重视。
一方面，疫情是外部冲击，没有国家能够预先知晓。因此，即便我国政府在早期做出封城决定时稍有犹豫，也是可以理解的。不久前由英美学者共同发表的《本福德定律和COVID-19报告》同样证明，中国没有操纵疫情数字。
另一方面，溯源具有科学意义；必须弄清源头，才能有效防治。姚洋指出，在联合国呼吁溯源的当前，我国应该做出积极回应。具体回应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展开联合调查，化被动为主动；另一种是发布白皮书，说明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的研判、措施、成效等，主动出击。
最后，姚洋认为，产业“去中国化”同样不太可能发生。原因有三。其一，当前全球价值链由分工形成。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产业升级非常明显，部分偏低端产业转移到别国，符合全球价值链转移规律，不是所谓“去中国化”的表现。其二，中国市场足够大，没有企业愿意放弃。其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任何企业搬离中国，都将面临生产成本上涨的后果。
美国、日本商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有意愿搬离中国的企业占比10%至20%，而真正搬离的企业只占1%到2%。
与此同时，姚洋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仍然在对制造业“加码”。作为第一个走出疫情、第一个恢复生产的国家，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占得了先机”，疫情导致的短期产业链中断实则对我国有利。
新冷战？新应对！
疫情会加速“新冷战”吗？姚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新冷战”，指的是中美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技术这三个方面的竞争，甚至是对立。
意识形态方面，无论是在中国疫情加重阶段，还是疫情在世界多国暴发时期，西方国家都透露出种族优越感，和莫名其妙的所谓制度优越感，似乎“民主制度五毒不侵”。当前，面对国内政治和选情，特朗普政府必须把锅甩给中国。而甩锅的过程，必然会把矛头引向中国的制度。
地缘政治方面，姚洋指出，早前，“一带一路”倡议第一次让中国外交化被动为主动，但同时也让美国察觉到，中国将成为地缘政治对手。疫情中，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向欧洲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也是非白人国家首次向白人国家提供援助。姚洋判断，疫情后，美国会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围堵中国，削弱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
技术方面，即便技术封锁早已开始，但姚洋认为“大概率不会形成两个平衡的系统”（即中国一套技术，其他国家另一套技术）。一方面，贸易不会中断；另一方面，技术标准由企业，而非国家制定。在西方的选举民主下，政府很难指挥企业，后者不会增加巨额成本来维系多套标准。
既然“新冷战”格局将长期存在，中国当如何应对？姚洋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与美国保持竞合关系，承认竞争。在姚洋看来，中美经贸谈判成果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WTO改革的模板。因此，对于美国在第二阶段谈判提出的议题，中国应该积极响应，向美国开诚布公地提出我方诉求，双方承认竞合关系，达成妥协。
第二，防止经济民族主义。一方面，不要做出“欧美已经有了经济民族主义”一类的错误判断；另一方面，我国搞创新，没有必要把调门唱得很高，也没必要非得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第三，把意识形态之争变成国家治理之争。姚洋指出，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阐释中国模式，把我国模式上升到文化、哲学层次，这样才能说服全世界。哲学层面，我国传统的“秩序、和谐”思想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极大补充。实践层面，应强调我国基层组织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