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线城市到边远乡村，教育的焦虑席卷全国。如何走出内卷，构建真正有利于创新性人才成长的教育生态，是我国基础教育必须直面的难题。
刚刚出台的“双减”新政拉开了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序幕，包括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一系列重磅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落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当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我国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卷，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他认为，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是过早分流，违背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初中文化水平难以满足智能制造业对高级蓝领的要求，应该让所有孩子读完普高之后再选择走职教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建议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第一财经：您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义务教育改革的话题，此前曾提出把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在15年的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最近您又进一步提出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是什么原因让您改变看法？这种做法可以解决现实中的什么问题？
姚洋：最近社会上关于内卷的讨论非常多，中央也出台了高规格的“双减”政策，对课外补习、择校都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政策体系现在还不完整，对高中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规定尚不明确。
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无谓的学习太多了，这就是内卷。没有几个人愿意内卷，但每个人又被迫内卷。因为资源有限，升学不能光看自己的努力，还要看别人的努力，每个家长都被迫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跑步机”上越跑越快。
大量没有意义的刷题浪费了孩子太多的时间，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这种教育制度不利于建立创新型社会。
对于科学创造来说，智商是基本的，努力也很重要，但死记硬背的教育进一步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导致一些智商较高而情商不高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被打击，难以发挥出他的潜力。
教育把一些本来有过人才能的孩子培养成了碌碌无为的普通人，这是当前必须要反思的问题。培养创新型的人才首要的是把学生从这些无用的内卷中拯救出来，给孩子、家长减负。但仅靠打击课外班是没有办法实现减负的，课外补习很快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减负的关键是要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初中高中合并为一贯制中学，并严格规定不能择校，而且不能再有超级中学。
择校在美国的实验也是失败的，在中国这种考试社会中更是“毒瘤”，超级中学是一种很坏的制度，它们通过“掐尖”将好学生都“掐”走，追求超高的升学率，也让那些没有进入超级中学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二流的，影响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第一财经：您认为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能够解决当前的教育内卷吗？
姚洋：是的。走出内卷必须从教育制度改革上入手，普及高中是必须的，如果我国的财力做不到12年，那么可以考虑缩减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一旦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家长想“卷”也“卷”不成了。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十年义务教育可以这样安排：小学五年，实行中学一贯制，初中和高中合并成五年，上初中随机分配学校，从根本上杜绝择校。这样，学生分布也较为均匀，好学生可以带动后进生。孩子上小学之前可以加一个学前班，这样七岁开始读小学，十七岁中学毕业，上大学没有问题。对于绝大多数高校来说，十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储备足够了。一些顶尖的高校如果对学生有额外的要求，可以增加一年预科。不上大学的孩子可以上中级专科学校，两到三年时间，然后就业。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内卷。
不宜过早分流学生
第一财经：近来有关部门提出要坚持高中阶段的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认为这一举措可为给社会提供必要劳动力，使得经济能够保持合理的增长趋势。家长对此的理解是，通过中考分流之后，将有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通高中，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教育的焦虑和内卷，您认为中考分流是否能够达到政策设计的初衷？
姚洋：过早地对孩子进行分流，将他们按照学习成绩分为三六九等是错误的。应该承认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都有自我发展的希望，不要通过分流打击他们，而是要给他们希望，让所有的孩子读完普通高中，到时他们的心智也较为成熟，再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未来我国产业升级都需要开数控机床，工厂要求有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达不到高级蓝领的要求。
第一财经：德国学生在小学阶段就要决定做技术工人还是考大学。相比而言，为什么您认为我国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向职业高中分流还是过早？
姚洋：首先德国的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其国内的很多批评，更重要的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德国相差非常大，也学不了德国。德国技校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技校的学生每周五天的时间，有三天是在普高上的，只有两天在工厂上，这样下来，普通高中的知识也学到了，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学到了技术。
我国的情况是技校教育水平比较低，农村地区百分之六七十的技校学不到真技术，技校所教的知识和工厂需要的技能严重脱节。在德国，技术工人和大学生之间的通道是打通的，做了工人之后还可以去上技术大学，德国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还不如中国，只有约40%的学生升入大学，但到了30多岁，则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在我国这条通道是关闭的，绝大部分人当了工人之后就一辈子都是工人了。
在德国做一个普通工人没关系，过几年就可以上技术大学，就转变为有社会地位和可观薪酬的高级蓝领。我们学到了德国的分流，但没有学到德国制度的后一半。现在学生被分流后做蓝领是没有升迁通道的，这对于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孩子，特别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我一直呼吁工人也要有职级，应该向工人开放适合他们的技术大学，比如像过去那种半日制半脱产大学，给他们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财经：您如何看待近来一些三本院校向职业教育学院的转型尝试？我国该如何改变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错位的这种困境？
姚洋：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去做。我去德国看过，德国的技术大学一定要一到两个大公司合作，大公司与这些大学有紧密的合作，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公司的很多实验室也设在大学里。
技术大学属于工科教育，办技术大学比办普通大学的成本高多了。办技术大学必须有设备，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三本学校没有这个条件。这些院校向技术大学转型时必须有与大企业联合办学的思路，改变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状态。
缓解焦虑关键在教育体制改革
第一财经：中央近日出台的“双减”文件提出，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规范课外补习是缓解家长焦虑的一剂良方吗？
姚洋：教育焦虑是当前社会非常普遍的情况，不仅大城市的家长焦虑，边远地区刚脱贫的贫困户也焦虑，由于本地的公立中学升学率不理想，有脱贫户拼尽了全力把孩子送到学费昂贵的私立高中去读书。现在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教育，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这么下去甚至会将刚脱贫的家庭再一次拉入贫困。
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没有推进，而只是严查辅导班，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化整为零、请私教，推高“一对一”价格，一些家庭愿意付这个成本而且能够付得起，但经济差一点的家庭就负担不起了。
从国际上来看，韩国、日本等都曾经禁止过辅导班，效果并不好，最后也只能又放开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政府的约束，而是这些地区的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孩子们都可以上大学之后，去上补习班的孩子自然就少了，只有那些想上最好大学的孩子才上补习班，补习班的规模也就大幅缩减了。
减负要让孩子发挥天性，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专长。如果大学普及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学，高考就可以改革，一般学校不只看高考分数，特长生也可以被找出来，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冒出来，这对于我国建立创新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财经：一直以来您都非常关注我国的教育均衡问题，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发展状况，您认为，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当前需要做哪些工作？
姚洋：农村教育首要面临的是农村地区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应激励更多的免费师范生到农村去，并增加财政投入来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待遇。
现在师范生是免学费的，但学费本来就很低，对于学生没有太大的激励，下一步应该提高待遇，对学生的奖学金高一点，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些学生毕业后如果到农村工作，除了正常的工资之外，国家还能额外给一部分工资，让学生安心在农村地区工作三五年，缓解农村师资缺乏的现状。
现在教育制度中还有很多对农村孩子不友好的政策，比较典型的是高考中的英语考试，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的不公平。
现在高等教育收费，越好的大学收费越低，清华北大每年只有5000元的学费，而三本大学收费高达好几万元，大部分去上这些学校的是农村的孩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英语成绩不高，导致他们在与城里的孩子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考入学费低廉的一二本大学，让本来经济条件不太好农村家庭承受了高昂的学费。因此，取消高考英语考试，将英语成绩作为参考分数，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上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