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以来，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世界经济进入了需要新一轮科技革命来创造新需求的阶段。
从“双循环”的角度出发看需求侧管理，短期看，重心应是促进居民，尤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中期看，是政府和民间共同加大对教育、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以此来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基础；长期看，则是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在低碳技术领域持续创造新需求，实现国内循环引领双循环。
中国赶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借助于全球产业转移，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而且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目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我们遇到的挑战也开始与全球同步。全球经济长期低迷，意味着中国现有产能的绝对过剩，于是创造新的需求就变成世界问题，也变成中国问题。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如果没有新的需求创造出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盛行的危险后果可能重演，而中美经贸冲突就是迹象。在这种局面下，即使采用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仅是杯水车薪，并不能有效地刺激需求，反而会助长资产价格的暴涨。
出路就是创造新的需求。
一、绿色转型
如果碳排放作为全球性标准出现的话，它就跟GDP一样，同等重要地成为衡量经济现代化的尺度。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IRENA) 认为，每一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将获得8美元的回报。能源结构转型将会使2050年全球GDP增加100万亿美元，并且能够带动相关行业就业岗位数量翻两番。
中国加入了《巴黎协定》，并于去年宣布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从需求角度初步测算，如果全球目标是在2050年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中国能源结构改变将需要100万亿元人民币投资；如果控制目标是1.5摄氏度，那么这一投资数额将高达138万亿元人民币。
绿色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不仅是投资需求，也是消费需求，因为气候变暖威胁到人类生存。由此，低碳经济是全球发展的趋势，世界正处于适应这一趋势的需求创造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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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同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相比，中国在绿色科技方面与世界没有代差，从而有可能发挥引领者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鼓励绿色发展，既体现了供给的技术进步创造需求，也体现了需求引领供给创新，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共同改变，从而是革命性的，因而成为需求侧管理的新方向，需要加以特别关注。
二、增收提质
从目前国内情况看，中国刚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告别了绝对贫困，但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仍是人口的主体，有将近10亿人，构成与发达国家的不同步。因此，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成为2035年前需求侧管理的第一要务。加快城市化发展，使更多农民进城务工，是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有效途径，这已被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验所证实。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就业岗位快速增长。
2010年，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创造120万个就业机会，但现在却可以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这种情况使市场求人倍率常年保持在大于1的状态，并促使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形成了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单位工资水平上升的局面，进而使过去十年内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略高于GDP增速，个别年份甚至高出10%。
“十四五”期间需求侧管理的重点领域应包括：一方面，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增加低收入家庭务工收入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用地入市，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同时，通过国有股权划转社保的方式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
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着人口数量已超4亿的中高收入群体。这一群体的规模已超过美国人口，并且在未来15年还将扩大一倍，达到8-9亿，超过目前欧洲、美国和日本人口总和，届时中国将成为拥有最大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国家。
对这个群体而言，支付能力已不再是硬约束，相反，他们需要新的供给，尤其是服务品的供给。约束他们消费的是高品质服务，集中体现在子女教育、医疗健康以及养老服务的提供上。
三、内外相辅
需求侧管理也应包括稳外贸、稳外资。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关系上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融为一体。这特别体现在“中国制造”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深深嵌入世界。
在疫情冲击下，由于中国制造业门类完整而韧性强，出口有了超常的增长表现，它对中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带来了相应的改善。这表明，虽然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国际循环也会促进国内循环。因此不能把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分裂开来，这也构成当下和未来需求侧管理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