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个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就是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绿色转型问题，对此我简要地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是“30、60”目标。大家都有一个说法，“30、60”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怎么理解？从挑战来讲，有两个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现在中国人均碳排放达到7吨以上，超过了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当然我们还有时间，但在碳达峰前，排放增加的空间并不大，最多10%，否则下一步碳中和难度就会增加。第二个约束条件，目前我国人均GDP才1万美元，欧盟国家是3~4万美元，我们已经定了一个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3~4万美元，也就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水平，到2050年的时候要达到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6万美元左右。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之下，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少排放，甚至零排放。
发达国家如英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碳达峰的，德国是在70年代末，美国是在2007年。实际上，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两个概念有很大区别。碳达峰没有减碳的压力，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比如服务业比重提高或新节能技术的应用，碳达峰自然会出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没有或者很少有减碳压力的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的，但是这条路已经走不通。
本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传统发展道路，就是高碳排放下实现较高的增长。第二条路是低碳排放低增长。但是，若让人均GDP停留在1万美元，这条路我们肯定不愿去走。所以，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就剩下第三条路，就是低碳或者零碳，同时还要实现比较高的增长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要采取低碳和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的增加值和比较高的增加速度，力争实现减碳和增长双赢。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人均GDP1万美元发展阶段，在碳中和目标巨大压力之下，仍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在发达国家行列未有先例。我们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可选择的空间很窄，且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样看来是否会比较悲观，但其实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问题。在重压之下必须要转型，转型以后反而就会出现优势，具体来看，有两点优势。一是中国作为后来者，既有短板，也有优势，因为还有相当多的产品没有达到历史需求峰值，发达国家是达到峰值以后才开始转型，我们还没有达到峰值就开始转型，可以直接用绿色产品来替代。比如汽车，发达国家每千人车辆的保有量中，美国是845辆，欧盟是423辆，日本是575辆，中国目前才173辆。假定未来我国达到400辆水平，还有230辆左右的增长空间。这样从历史跨度看，绿色转型的成本相对较低，发达国家为了造汽油车，所有的投资都用完了，重置成本或者沉没成本很高，我们提前转型了，这部分成本可以比较低。
另外一个优势，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比较高，绿色产品的创新和推广市场范围大，市场需求对创新来讲最重要。中国的优势在于，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我们希望有更多创新，或者新的竞争优势，但在现有的车道里想超过先行者很难。现在绿色转型是一个换赛道的新机遇，中国有成本优势、需求优势，再加上技术，已经有相当的技术积累，中国的技术企业也将更多的去争取创新。
那么，中国的企业争取创新，包括制造业有新的优势是否有根据呢？这个根据肯定有，我想在佛山就有案例，以后希望能到佛山认真调研学习。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等，已经有不少案例，挑战和机遇同样是前所未有。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可能推动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结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的一次最重要变革，或者说推动一场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的伟大革命，这是第一个问题。
关于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就是企业完成同样的任务，走同样长的路，但用的技术体系不一样。讲绿色转型、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转型，从根本上来说，需要靠一套新的绿色技术来驱动，需要大规模系统性的换技术。绿色技术和以前的技术有什么区别？我想提出三个目标。
第一，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技术水平一定要排在前面的；第二，少排放或者零排放；第三，与传统企业相比，具有低成本竞争力，这三个目标要同时实现。
目前光伏发电的成本已降低了80%，充电成本降低了30-40%，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和传统燃煤发电的成本可竞争了。据一些业内人士介绍，几年以后，光伏发电的成本很可能只相当于燃煤发电成本的一半。
对于佛山、广东甚至全国来讲，下一步制造业创新非常重要。那么，什么叫做绿色技术创新？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技术首先需要符合绿色标准，不符合绿色标准，创新出来以后是不合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绿色技术，所有的创新都是绿色技术创新，包括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应该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环保部负责的一个中国政府对外合作的平台——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这两年提出了绿色发展以及绿色城镇化过程中涉及水、能源、交通、建筑、土地利用6大领域的20项重大绿色技术，这些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用了以后可以节省成本，符合绿色要求。
但是现在很多技术大家都不知道，也没有推广，所以我们建议“十四五”期间大力推广。
我做一个比喻，绿色发展目前仍然是“挂在空中的一个美丽风筝”，看起来很美，但是根基不牢固。欧美国家早就开始推动碳排放市场，到现在为止，还是自愿的。中国现在也是如此。这些年国内搞了不少碳排放交易市场，但业务开展得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光靠自愿减排很难持续。
所以，我们目前包括减排，包括绿色发展，基本上靠的是政策推动和道德感召。绿色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者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公益慈善事业，缺少可持续的机制。
中国最近提出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各个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但采取的还是老办法，基本上是采取行政手段来实施，从上到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欧美国家也是采取这样的办法。这种办法有优点，行动比较快，短期之内也能见效。
但存在的问题是，指标的分配可能不够公平合理，搭便车问题，权衡性较差等等。特别是要防止一个取向，尽管减少碳排放是件好事，但也容易滥用，成为行政干预的借口，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影响正常生活的运行。有些地方政府总想有所作为，那么就要有些理由，现在减碳已经成为理由，但这并不是最终的方式。
除了碳排放的问题，我们还有其他一般污染物的问题，还有生态修复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还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其实是广义上的绿色发展，碳排放只是其中一个问题。碳排放问题在发达国家比较突出，因为他们环境较好，污染问题也解决了，经济高速增长也过去了，现在低速增长，和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
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推动碳中和，得建立碳账户。这个碳账户实际上就是建立每一级政府、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在减碳方面的责任，对排放多少碳、减多少碳进行核算，建立碳账户。只有确定责任以后，交易才能活跃起来。
广义上来讲，除了碳之外，其他污染物、生态修复、经济增长，这几个因素也要建立绿色责任账户，目的是界定产权和责任。讲碳中和、讲绿色发展，界定责任了以后，各人自扫门前雪，世界就很清洁。
最近我们也在做碳账户的研究，把刚才讲的几个因素放一起做成了一个资产负债表，可以建立起各级政府，包括国家、省、市、区，每个企业和每个人的碳和绿色的责任账户，这样我们就明确了责任，为下一步开展市场交易，推动减碳打下较好的基础。这样就会明确各相关主体的减碳责任，并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账户平衡。
国家层面的碳中和和绿色发展的目标，通过各相关主体减碳责任分解落地，才能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